上百位老知青50年后重聚 “抱团养老”变“抱团享老”
50年前,成千上万平均年龄16岁的北京知青,一起坐着火车去了黑龙江,在建设兵团里野营、拉练、干农活。三江平原、松嫩平原、辽河平原,那里曾经被称作北大荒,是中国的东北方。在那里留下将近10年青春的知青们,被称为北大荒知青。
50年后,上百位平均年龄60岁的老知青,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区里抱团享老,唱歌、跳舞、集体旅游。那里位于北京的西南方向,他们互相照顾,彼此磨合,有快乐,也有矛盾。
从年少到年迈,从北京到北大荒再到北京,他们最终依然选择了集体。
快乐与矛盾
当初一同在北大荒寒冷冬天里“抱团”的人们,如今老了,换了地方,换了方式。
“唱《红五月》,唱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》,唱《我们走在大路》上,唱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。”相声演员孟凡贵也是北大荒知青,他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介绍,老知青聚在一起时回荡在房间里的通常是什么歌。孟凡贵也在那个小区安了家,跟老战友一起抱团,享老。
这里离北京市区挺远,从二环路坐上公交车,向着西南上高速,走一个半小时。等周围几乎再看不见高层建筑时,眼前就只有这一个小区,还拥有20层以上的楼宇。
“跟老战友聚在一起,有的聊,就连吵架都能吵到一块儿。”吵架的原因千奇百怪,有生活习惯不合拍,有观点上的冲突。有时,甚至只是因为想起了当初谁的连队睡的是床,谁的连队睡的是地窨子。姚惠荣是这群人的牵头人之一,“或许我们就是喜欢集体生活”。
2014年8月28日开始,这群退休的老人陆续搬进小区,那时,小区所属的社区还没成立居委会。
他们第一次参与的大型活动是在窦店民族文化宫,那是2015年9月,北大荒兵团的战友们一起上台大合唱,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。到抱团的第三个年头,每家做两个菜,摆了一屋子,大伙儿像吃流水席,孟凡贵负责给大伙儿讲民俗故事。
抱团享老的意义,不只是在零零散散的活动中一起笑一起唱,更多是洒在生活里的细碎。好些人家互相搁着旁人家的钥匙。谁若是生了病,大伙儿一起关照。
姚惠荣守在售楼处二楼的知青活动中心,有人挤进这间屋子,找她倾诉跟邻居吵架的不快,或是吐槽对他人生活习惯的不满。有的人想出什么新的活动点子,也推开门走进这间屋子。还有商户钻进来,把印着广告的宣传品往门边一塞,想借抱团知青这个群体搞营销,姚惠荣会直接把东西推出去。
还有两口子闹离婚,也在这间屋子里摞下了狠话,姚惠荣帮着调解。“在家里打我管不着,在这个屋子里打,就关我的事了。”她在心底给自己设了条线,线就是这间屋子的门槛。只要踏过线说出的话,她觉得,就归自己负责了。
抱团的老人时不时聚个会,智能手机普及了,键盘换成触屏,彼此间最快的联系方式变成微信。知青家园的老人组了微信群,还定了群规。
头一条规则就是要“传播正能量”,他们回忆从前的兵团生活,群规里又加上了“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”,头一条就是“热受祖国、拥护中国共产党”,还规定“禁推销防上当”。他们聚会时从不喝酒,既“减少不安全因素”,又养生。
用孟凡贵的话说,养老生活秉持的是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”,以健康为中心,活得潇洒一点、糊涂一点。尤其是第二个点,“有些事儿你别较真儿”。
他们的“知青家园活动中心”,从2014年8月底开始,每天都有住在这里的北大荒知青战友轮流值班,“为战友们义务服务”。这项规定直到去年年底才取消,因为有的战友70多岁了,“照顾大家身体状况”。
但姚惠荣还是习惯没事儿就在这间屋子里守着,免得有老知青来敲门屋里却没人。有时中午累了,她就在沙发上眯瞪一会儿。
正如50年前在北大荒时一样。“每个人的生活条件不一样,有的人生活好点,有的差点,每个人的站的角度和工作环境不一样。”姚惠荣解释。
春节到了,抱团知青决定集体挂红灯笼。灯笼是各自买的,有人买的贵,100多元一个,有人买的便宜,几十元一个。便宜的灯笼一点亮,薄薄的红色外罩发白,特别显眼。
姚惠荣建议换俩红灯泡。但买这个灯笼的人决定用红油漆给白灯泡上色。漆过的灯笼光却被挡得结实,烤热了还掉漆。挂在一群红灯笼里,更显眼了。
“其实,只是有人不乐意在这件事上花钱,在别的事上就乐意,消费理念不一样。”姚惠荣说。
逢年过节,大伙儿组织团购保洁服务一起擦玻璃,尤其是楼层高的人家,自己擦不安全,价格是一户人家120元。
有一家人想自己擦,不到100元买了个擦玻璃器,没想到费了半天劲,玻璃没擦好,机器和纱窗都弄坏了。60多岁的人折腾了半天,最终花了6000元换了坏掉的纱窗。
“得包容,各种各样的理念都有。我在这儿好几年,磨了自己的性子。”姚惠荣说。
去年这个时候,几位当初牵头的人,包括孟凡贵,一起去辽宁卫视参加了一档节目,聊抱团享老的事儿。主持人是梁宏达,私底下同他们聊天,问姚惠荣:“老同志们每个人都有个性,哪儿那么容易抱团?不会互掐吗?不会打着打着就散了吗?”
姚惠荣想解释,又觉得说不清楚:“这个您跟孟老师说吧。”
等节目开始,聊到后面,梁宏达也忍不住说:“我40岁,现在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就在议论,将来我们老了怎么办?是不是在海南也买个房子,住在一起养老”。
“他算是认同我们的观点了。”姚惠荣说着说着,笑了起来。
北大荒与北京
50年前的8月,北京知青陆续出发,前往北大荒。当时的北京南站还叫永定门火车站,平均年龄16岁的年轻人塞满了一列又一列火车,每人都得到了一身军装。
起初,大家“都很高兴,打闹成一片”,火车出发那一刻,有人开始哭。车开了一阵之后,年轻人又推搡着热闹起来了。“都是乳臭未干的孩子,不懂这一去,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”。
50年前的往事,老人一回忆就停不下来。
姚惠荣记得,兵团的孩子下乡一年多刚有了探亲假,有战友从北京带了绿豆糕回去。
一个宿舍住37人,睡大通铺,姚惠荣用双手反复比划“每人80厘米”,褥子都得窝着。炕后边有长长的木架子钉在墙上,搁着各自的东西。半夜,有个战友摸黑拿肥皂,切成小块的肥皂掉落在炕上。绿豆糕的主人睡得正迷糊,拿起来就咬了一口,惊醒了,起来站在门斗前漱口。
“肥皂是因为舍不得用,才切成小块,像绿豆糕似的。绿豆糕也是舍不得吃,才藏在上面。”乐了一会儿,姚惠荣又感慨。“摸着黑,是因为北大荒的蚊子太大了,根本不敢开灯。三件事儿赶一块儿了。”
知青记忆里的北大荒,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,比他们后来再回去感受到的要冷得多。胸腔里的热气钻出鼻孔,喷在北大荒寒冬的空气里,蕴出一片白雾。
16岁的姚惠荣平时穿37码的鞋,在北大荒换成了41码,鞋里塞满乌拉草做的袜子才能抗冻。
她坐的那趟列车是1969年8月14日出发的,火车穿过华北平原,向着北方那片黑土地而去,8月16日开到了黑龙江。他们原本要去的是黑河的最北边,前方下暴雨,铁路塌方了,就地下车,前往北安市赵光镇,在赵光农场住下了。赵光,是一位烈士的名字。
“幸好当初没打仗,不然都得上战场。”姚惠荣说,语气里带着几分庆幸。
宿舍里挤得满满当当,左右两边都是炕,仍然住不下这些孩子。东北林木多,砍来厚厚的木材在炕上加一层板子,又能睡下一排人。姚惠荣睡在下铺,上面的人一翻身,木板嘎吱嘎吱响,不断有木头渣子掉在她脸上。
“我记得清清楚楚,有个睡在上面的,早起四五点,怕冷不想出被窝又想上厕所,憋不住,在上面就尿了。”
她饶有兴致地描述记忆里的事,比如兵团组织歌咏比赛,参赛的女孩把东北最常见的红花绿叶被面裹在身上当裙子,唱一半被面掉了,没捡起来就羞着跑了。比如男生的合唱团,用钢笔当指挥棒,甩着甩着甩出了墨水,前排人的脸都甩花了。
那次比赛女知青拿的奖多,男知青不服,半夜在宿舍里唱歌,脸盆水缸敲敲打打,把对面营里的女兵吵得睡不成。第二天去食堂打饭时,女知青又乐了。男生的铁饭盒、搪瓷杯子,被敲得瘪了漏了。脸盆接了水,盆底就像花洒。
兵团是部队编制,姚惠荣在后勤食堂工作,7个人要管连队好几百人的饭。一个豆制品过敏的上海知青让她印象深刻。那小伙子叫李久胜,每次打饭都不吃豆制品。大豆是那时东北常见的粮食作物,姚惠荣并不知道过敏的严重性,还以为这人挑食不好伺候,故意往他的馒头里掺了点儿豆粉。
“这个坏主意是我出的,那时候真是不懂事。”姚惠荣感慨。
李久胜中午吃了豆粉馒头,下午就去看急诊了,上吐下泻。等李久胜回来,直接去食堂找姚惠荣了。